不太同意这两个判断：
[1]“观念水位的上涨”，以及
[2]相应地邵导点赞是一个有错 （即没跟上“水位”的上涨）但需要被宽容（毕竟不是神的）行为。观念只是在不断激进化，诸如对“向下自由”的批判完全抹杀现实中很多女性的能动性，于是某些左翼女权话语最后蹊跷地和保守主义完成了对女性自由的绞杀。

上一条最后少了“合谋”两字（即……和保守主义“合谋”完成对女性自由的绞杀）。另外，一旦接受某些激进的女权观念，呼吁保护勇敢是没有用的，因为批评者首先看到的是邵导的“背叛”，而在这个定性之下，她很多发声的勇敢完全可以被“动机论”消解（eg，还不是为了吃女权红利）。

从前有人同我说：“即使从世俗谛的角度而言，你也足够独特。”我心想，如何独特呢？无量无边恒河沙，每一粒沙都是同样的不重要。后来我意识到，是沙游经之路决定了它的独特。人当然不独特，记忆、痕迹、历史才是独特的，或者说，聚合它的因果是独特的。 ​

网络癌症一期是知识分子离开导致人文素养骤降至零，这是文化表层；二期是人民挣脱了本就纤弱的理性羁绊，民粹兴起，这是文化深层；三期是伴随身份政治兴起，千百种怨恨被唤醒，人跟人的客气就没必要了，撕下温文尔雅的假面，干就是了——这是决定性的一环，人性从此就薄弱了——这是生活层面；四期就是现在，正和博弈时代过去，零和博弈的基因觉醒，人们已经尝到了整人的乐趣并在暗自咂摸中上了瘾，任何事情都可以结束于整人，心理上开始不正常了，这是精神层面。民心所向已经这样了。《娱乐至死》说的其实不是娱乐有多么可怕，而是印刷文化及其认识论的消亡，必然带来黑暗的未来——这才是重点。如果人们不读书，不读有头有尾有脉络讲逻辑的文章，不在文字中锻炼心智，那么耐心是无从培养的，聪明是无从养成的，认识论——知识如何起源，认识如何诞生，观念如何在辨析中选择——就是可笑可悲的。人就变得愚蠢、武断、急躁、自私、邪恶。其实极其简单，人不读书，不一定就是野兽，人读过一些书之后就不再读了，也不一定向野兽的方向退化，山民可以有良能良知，庸人也可以敦厚守礼；但是在一个抛弃了且蔑视着书籍、知识的世界上，在一种短视频和算法的认识论中，总之在一个文化上倒反天罡的世界上，人不读书，就不可避免地会向野兽的方向退化。人们不以浅薄为耻，反以流俗为荣，愚蠢就会彼此复制，然而愚蠢不会停留于自身，一定导致野蛮和残忍。事实上过往的社会规则正在破碎，礼仪正在被抛弃，无论外国人说的“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还是古人言“不为已甚”，总之文明之礼，都极其轻易地堕落，今天的网络世界上的人们不仅体现可笑的认识论，而且无时不刻不表现着漫不经心的残忍。当然如果天下遍布野兽，率兽食人就是早晚的事。

Internet era are to be found not in altered neurons or empathy tests but in the small changes in mood, life, manners, feelings it creates—in the texture of the age.

This makes you think that what made television so evil back when it was evil was not its essence but its omnipresence. Once it is not everything, it can be merely something.

“刻奇”在我的理解里，即过剩的表达，用过剩去克服“无意义”，是一种“自造的、个人规模的宗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原点，年龄越大，文化原点就越不当下，臧否人物，不该是结果论地评判其人是否符合当下观念，而是看他依靠自己的品格，为了脱离文化原点，追求公正，已经走了多远。年轻人与潮流若合符节，时运而已，既非自身努力，也无关品格，凭据自身的符合潮流，傲然苛刻地指责非其族类，小人而已矣。

经验，知识，阅读都并不必然通向智识、心性、品德，更与审美、创作、文学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个人怎样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别人，真的是无数偶然的必然。

迷人的复杂通常呈现为一种简洁。接触到两种很简单的人——
一种是天生行李就很少，除了自己几乎不背负任何人和事，随时准备远行。走过那么多地方，自然也与人发生许多关联——但最终都是隔海相望遥遥举杯的情谊。无数的足迹与丝线，但连上一个地方的灰都不沾在身上。
一种是凭直觉做事，但做得行云流水，再复杂的境况也能凭直觉抽出线索。这种表面上的直觉实际上是多年经验的内化和沉积。就像你问马洛里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他会说因为山就在那里。你问这种人，为什么要这样解决某件事，他会说因为事件就是那么呈现的。

在所有统计学的概念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概念还是马尔可夫链。每次给学生讲马尔可夫链的性质的时候，我很喜欢说的一句话便是，马尔可夫链的一个美妙的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给定当下，未来与过去无关」。对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是如此，对于你的人生也是如此。一旦踏定了当下，只考虑未来，那么便不要再用过去的遗憾与错误惩罚自己。对于未来每时每刻的你，期盼你能够获得一个全新的状态。

前两年也提过几次，我当年之所以下定决心从经济学转向统计学，除了觉得经济学如今在搞的天书般的范式是我根本不理解的领域，另一大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统计学本身是一门非常优雅的学科。我喜欢随机游走，随机森林，马尔可夫链之类的概念，喜欢贝叶斯用来更新知识的过程，我喜欢这样的随机性，认为这个世界可以被看作成为一个巨大的概率空间。人类的词句与绘画遵从某种看不见的概率分布，可以被概率空间观测。任何人的相遇从概率的角度看都是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所以更值得珍惜。

A book is a dehydrated voice.

与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建立有意义的关系，要花时间，要慢慢来。门罗的作品要求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重读——几年，几十年——直到你跟她小说的关系，变成你跟生活本身关系的一部分。

我第一次读门罗的小说时，将近三十岁。这些年来我重新审视她的作品，跟我常年频繁重读的一些作家形成鲜明对比，后一类，如特雷弗和托尔斯泰，是生活里固定不变的一部分。但门罗情况不同。对我来说，没在读她的那些时间，跟我沉浸在她小说中的时间一样重要。

生活滚滚向前，变化无端：婚姻，换工作，生小孩，养育小孩，孩子们从柔弱婴儿变成思想深刻、难以沟通的少年，时隔六年，先后失去他们，现在我在哀悼他们。在生命的每个关键时刻，我都会重读门罗，她小说里的人物也深陷大大小小的灾祸之中，忍受着可察觉与难以察觉的干扰。
我每次读她关注的是什么？不是发生在这个那个角色身上的事件，而是生活的质地：火车，汽车，天气，季节，林中或溪边的小路，似乎无意义的孩子的手势、母亲的思绪，日子，岁月，以及离别，有些离别比其他的更长久。

2022年夏天的一次家庭假期，在日内瓦湖边，我最后一次读门罗。每天早晨我到湖边散步，坐下来读《我年轻时的朋友》。那时我刚失去一个儿子，不知道人生接下来会怎样。我清楚记得，我给这段文字画线时一对天鹅悠然走过身边：
“因为她没有以为针钩玫瑰会飘浮起来，或者墓碑会在街上飞奔。她没有把幻觉当成现实，也没有把任何东西当成现实，所以她知道自己是清醒的。”
今天重读这一段，我不能说我比当时更清醒，因为那天我也很清醒。只是我在人生中走得更远了，对所谓的现实有了更新的认知。

我年轻的时候，作家圈里流行一句关于写长篇和写短篇的笑谈：长篇像婚姻，短篇像恋爱。我不知道这说法是谁提出的，但它大错特错了。对读者和作者来说，长篇小说是一种逃离。从这种意义上说，长篇才像恋爱——爱意萌生，恋情终结，然后作家继续写下一部小说，读者继续去找下一部能让自己沉浸其中的小说。

而短篇小说，至少是门罗在她40多年职业生涯中所写的那种，不仅像恋爱，也不仅像婚姻，它们就是生活本身。
重读门罗，有其门槛——它要求读者不回避生活，而它也会予以回报，我相信门罗的读者们都有此感。

人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分配整理自己的欲望。就像整理我们的厨房或卧室一般。

低层级的就是焦虑的想占有一切。中层级的是井井有条。高层级的是简朴、奢侈、自由。

看到人们过多的谈论性取向，但是却不谈论爱，这是多无聊的一件事情，因为爱可能恰恰是在性结束的时候才诞生的东西。性关系从根本上不存在，但是爱能够作为宣言而存在，还是应该看看巴迪欧的爱的多从奏。

从来不会忌惮与聪明人打交道，因为聪明人是可以选择正或邪、建设或摧毁的，一旦你们找到共同的利益点，或情感上相认，交手的过程可以非常轻松高效。而认知低的人，是没有能力与人高水平合作，有时甚至是侵犯到别人而不自知。拎得清、边界感、同理心、如何分配利益、看得到长期主义的收益而不是眼下的小便宜、能够在细节欣赏到对方的稀缺品质.. 都是需要一定认知水平的。比如罗素说嫉妒其实是一种智力缺陷，总是陷入认知误区的人非常容易持续发酵恶念，比如无法理解不可能世界上所有好事都摊在自己头上、什么才是自身不幸的源头。

愛真的需要「語氣」，來面對一詞多義、詞不達意、只可會意。

Young and old, proud icons dismissed
Can machines ever see my queens as I view them?

日後定會不斷想起自己擁抱的第一個冰川，想起如何只用雙腿，從河谷密林爬到萬年藍冰洞，如何當一片碎冰，假寐在夏日融出的湖水中。

和三大冰川的商業觀光不同，Mt Brewster是野孩子的秘密樂園。涉水渡河，緊接迎來兩公里爬升一千米的陡上，樹根、巨石、山脊，紮營開火享受日落星河，晨起繼續攀爬近乎垂直的山體，投身無標記的亂石峭壁，橫切山崖一點點靠近那茫茫的藍與白。

走在冰磧中想起柯勒律治寫：誰能夠在這樣的谷里做一個無神論者。再低頭看立足的溝壑，是啊，神的指紋。

特拉克尔写那么多颜色，绿色是茂盛和腐朽，白是纯洁和苍白，各种各样的二重性不是作为一种语言歧义的探索游戏，而是有一个无比明晰的确定位置，这是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我想其实还是一种辩证法的机制，从一个颜色的词里面看到了运动的展开和收束，绿的合题是复活，死亡和新生的统一，白的合题是受难和悔罪，像巴列霍写的“忏悔者撕心裂肺的纯白”。金色的合题呢，辉煌和恐怖的大概是革命。在那个几乎是静观的时空里，这个游戏可以无限嵌套一直玩下去，相对的静止里面是绝对的运动。假装成元语言的语言，元语言又不存在，只是空的形式，词语就像颜料，颜料没有意义，而那个不让说的词是空的真理，说出了真理的人就要早早死去。

维特根斯坦讲，哲学所做的一切在于破除偶像。对诗人而言，需破除的第一个偶像其实是，容易沦陷到过度自我迷恋中的他自己。一个人能看见自己拥有什么，但难以阐释自己是什么。诗人体内有一种沉浸于冥想的密室式氛围，它本质上也是一种自我设限，即便是一些智者，他们在勇敢自我解剖时，也难免留下自我怜悯的深重痕迹。

痛苦对他起到一种奇特的作用。这使他对旁人的痛苦变得敏感起来，还使他对周围一切廉价的、哗众取宠的东西变得无法忍耐。

尼斯比特认为，原子化的个体和中央集权是相互成就的。

「 这种铁板一块的权力源于并且得益于由无根之人所构成的群众的存在，这些愈发绝望的个体把中央集权看作逃离混乱和道德空虚的避难所。」

「群众，是在社会和道德上被无情地原子化了的人群。」